大廳那頭陽光炫目，裏頭還杵著一個曬到只剩下輪廓卻還不停招手的寫意人形。
抬手向那人形隨意比了個「三」，而後繼續低頭端詳眼前那片遠說不上精美細緻的建築模型。
模型其實粗糙，甚至不需要屏息細看，都能從滿佈塵埃的表面找出許多零件接合處的不平整。
還是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畢竟灰塵真的有點多。
說ＯＫ為什麼又不過來。埃及的朋友聽起來有些急迫。
東西掉了還是不見了。語氣迅速從有些急迫轉變成擔憂。
等到確認了我身上的大小裝備都還安好，同時釐清了「三」其實代表三分鐘後，埃及的朋友再一次完成了由急迫到擔憂再到無奈的蛻變。
明明就在前面，為什麼不直接去看真正的神廟。埃及的朋友錯身躍入一旁正迅速掠過建築模型的觀光人潮，轉眼便消溶在明媚並且更為真切的那一端。
任由自己被爭相擁抱陽光的湍流遺落在這座滿是灰塵的小島。
因為這片遠看像是盜版紀念品、近看又實在是醜得不像話的建築模型，其實凝聚著十九世紀末無數埃及學家的一生，以及他們當時對於神廟乃至於整個古埃及文明最美好的想像與寄望。
鼻子有點癢。
雖然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在1801年被英國軍隊從埃及打回法國之後，埃及學（Egyptology）就已經在學院裏頭成為一個正式並且龐大的專業學門，甚至耗費了二十年的光陰、動員了一百多位不同領域的學者與一千多位藝術家，出版了一套涵蓋並深入剖析埃及各個面向的《埃及記述》（Description de l'Égypte），但在勵精圖治了兩百多年後的今天，埃及學家對於古埃及文明的確切瞭解與掌握，其實依舊不比拿破崙與《埃及記述》強上多少。
而儘管近兩三年，埃及古文物局（Egyptian Antiquities Service）非常積極且頻繁地向全世界展現埃及各地最新的考古發現與發掘現場，不過當前埃及學界的普遍共識，依舊是自從1922年霍華・卡特（Howard Carter）把圖坦卡門（Tutankhamun）從帝王谷（Valley of King）吵醒，抄家一樣把人家的全副身家打包塞進開羅博物館（Museum of Egyptian Antiquities），還為了拿下黃金面具不得不把人家法老的腦袋從脖子上鋸下來之後，埃及學界便再也沒有任何突破性的進展。
當然不是說在圖坦卡門之後出土的墓葬都不重要，而是相較於此前在漫長挖掘之後得到的零星破碎甚至一無所獲，隨著圖坦卡門出土的一切實在是完整豐沛到不可思議。
這個基本上沒有受到偷盜與破壞的法老陵寢，幾乎全憑一己之力就補足了百餘年來埃及學界對古埃及傳統墓葬形式的研究缺口，再加上古埃及人對墓葬形制的嚴格要求與規範，這也就是為什麼，即便直到今天都還不斷地有新的墓葬重見天日，但對於古埃及人在各方面的確切輪廓與運作，我們卻並沒有因此多知道了些什麼。
或許能夠稍稍誇張地這麼說，後來慢慢出土的各式墓葬與遺跡，其實都提供了更多也更細緻詳盡的素材，讓埃及學家能夠繼續消化、驗證或者是增補圖坦卡門當年帶來的推論與假說。
無論古往今來，埃及似乎都是個悠緩到幾乎察覺不出時間的國度。而自從1801年後，無數埃及學家乃至於整個埃及學門，卻都只能以有限的生命和難以抑止的焦急，不緊不慢地隨著尼羅河任性的節律無奈搖擺。
至少在1960年代以前，埃及學家只能依靠手中的鐵鎬、圓鍬、最小號的岩錘和軟毛刷，對照著古書裏的描述或是前輩留下來的手繪地圖，在艷陽與黃沙中，向著數千年前的殘影，半公分半公分溯去。
大概當時世界上所有的埃及學家，都不會想到冷戰（Cold War）居然會在距離美蘇兩大陣營如此遙遠的地方，產生這麼強烈深邃的震盪。
簡直像是開了外掛一樣。
強權之間的太空競賽（Space Race）正式展開後，原本只能低著頭半靠實力半憑運氣一路憋氣猛挖的埃及學家們，突然之間獲得了來自近地衛星（Low Earth Orbit Satellite）那種如太陽神拉（Ra）般的全知視野。
即便在一開始，衛星影像的解析度實在低得有些令人髮指，但對於時常挖到不知道該繼續還是該停手、心中滿是猶疑焦躁的埃及學家來說，就算只有模糊的外觀，在勘查遺址輪廓與劃分挖掘範圍上，已經是如有神助了。
1972年7月23日，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用來長期進行地球觀測的「陸地衛星計畫」（LANDSAT）正式啟動。隨著越來越多觀測用衛星被射上近地軌道，衛星影像的來源與供應漸趨穩定，取用所需要支付的價格逐漸降低，也就有越來越多灰頭土臉的埃及學家，開始願意在發掘計劃初期就將手邊其實並不充裕的研究經費，投入購買大量的衛星照片。
而航太計畫錙銖必較，所以為了在每顆衛星有限的使用壽命裏盡可能蒐集到最完整豐富的觀測資料，除了逐年進化的高倍率相機之外，參與「陸地衛星計劃」的每顆衛星，至少都搭載了光學測距儀（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LiDAR）、專題製圖儀（Thematic Mapper，TM）多光譜掃描儀（Multispectral Scanner，MSS）、土地成像儀（Operational Land Imager，OLI），還有能透過脈衝（pulse）進行探測並生成地底影像的透地雷達（Ground-penetrating radar，GPR）。
如此一來，不只影像解析度的迅速提升，天上的衛星們還能一併提供像是土壤成分、植被分佈、地形潛勢、地表溫度與含水量這種具體而微的數據，埃及學家們便能藉此更加快速也更加輕鬆地判斷出，眼前的發掘現場底下是否有地下水脈經過，又或是廣袤黃沙之下，會不會還有沒被發現的人造遺跡，從而對現場挖掘的速度與方位隨時進行微調。
接下來的事情就順了。
1980年代，緊跟在衛星後頭步入埃及學家視野的，是當時逐漸蓬勃普及的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和全球資訊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
仰賴嶄新的資料儲存與分析技術，埃及學家能將現場的發掘紀錄、衛星觀測的各項資料，以及衛星影像裏頭的諸多細節，匯聚並轉化成具體可供操作的數據。在資料庫逐步完善豐厚的同時，還能在不同時代的數據之間對照比較，讓原先只著眼於空間向度的探勘，多了時間的縱深與遞嬗。
這對於專門研究尼羅河三角洲一帶的埃及學家來說，尤其是天降甘霖。畢竟尼羅河三角洲從古至今都是全埃及人口最稠密的區域，再加上現代化後的都市擴張與人口膨脹，如果沒有足夠龐大並且全面的數據來觀察整個區域的細緻變遷，茫茫人海中想要找出那些正逐漸被大量日常生活所消磨蠶食的過往，無異於大海撈針。
至少會是尼羅河裏撈針。
不過新的技術當然也會帶來新的問題。
首先就是讓大家都很頭痛的檔案轉移與相容性問題，除了各種已經存在的古籍、文獻、拓片或是碑文需要輸入建檔，光是在考古發掘現場的每一秒，都會產生非常大量的、需要被妥善記錄與整理的各種資訊，這些都讓已經嚴重睡眠不足的埃及學家們，必須耗費更多的心神與時間，才能重新跟上這個迅速變化的世界。至於另一個很傷腦筋的地方，就在於GIS與GPS其實並不具備非常高的技術門檻，基本上只要熟悉了操作介面與基礎的邏輯，任誰都能取用這些如今越來越容易取得的挖掘資訊。
不管是埃及學家或者是盜墓者。
雖然眼下對於盜墓的問題依舊無解，但挺過了資料轉移的埃及學家們，如今對於3D建模（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這項新技術已經是駕輕就熟了。
就算投入使用的時間不算太長，但3D建模卻已然成為眼下埃及學家最常使用的勘測方法。一方面是因為無論出土的是什麼，只要經過詳細的掃描，就能在電腦中生成可以操作的數位模型，再也不需要像當年霍華・卡特那樣造成無奈卻又永難回復的物理性傷害。另一方面，只要將先前積累的大量資料匯入新建的3D模型，就能藉此運算並模擬出不同時代的沿革與發展、重建已經損壞的建築輪廓，甚至是續寫牆上佚失上千年的圖形與文字。
三分鐘。
憋著噴嚏。
粗糙的模型裏彷彿還看得到兀自揮汗兀自惆悵的埃及學家。
步出小島踏入川流。
緩而細碎地熔身在前方的光亮。
2021/1/17
夜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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