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發現學會裏頭幾個埃及學家正在討論《Insinger Papyrus》的翻譯問題，正好這幾天閑，想說弄份譯本跟著一起看。
殊不知幾經周折弄來的譯本，打開來居然全是義大利文，又花了兩天找了其他譯本，發現不是西班牙文、不然就是一群瑞士歐吉桑寫的德文，讀起來太費勁了。
索性直接把原版的卷軸內文找來，我自己翻。
這個卷軸名氣大到不像話，對於研究古埃及文化的學者，尤其是研究古埃及晚期（Late Period）社會文化的學者，這卷莎草紙卷軸基本上會糾纏你一輩子。雖然目前埃及學界稱呼它為《Insinger Papyrus》，但卷軸內文最原初的名字已經逸散了，再加上裏頭也不止一篇文章，反倒比較像是一部文集，於是大家後來就直接用「Insiger」、這個收藏者的名字來命名。
Jan Herman Insinger（1854-1918）。
這位當時被努比亞（Nubia，約為今蘇丹北部）地區人們暱稱為「Abu Shanab」（翻成英文大概會是「father moustache」，只是筆者暫時想不到比較妥帖的中文翻譯）的荷蘭歐吉桑，和 19 世紀那時許多體弱多病的歐洲紈絝子弟一樣，一開始之所以會來到埃及，純粹是為了休養與治病。
對那個時候的歐洲人來說，開羅（Cairo）或亞歷山卓（Alexandria）這種溫和乾燥的地中海型氣候，遠比歐洲本土陰冷的鬼天氣來得更適合居住與生活，尤其對身染肺病的人來說，埃及至少是個比較不會讓人在平均壽命到來之前就停止喘氣的地方。所以儘管當時埃及本土霍亂肆虐，又因為開鑿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而陷入經濟萎縮與社會的些許動盪，在三個哥哥都因為肺結核而相繼過世後，同樣染上肺結核的 Insinger 還是在25歲那年，走下甲板、踏上了開羅港。
此後，除了幾次短暫的回鄉探親，或是負責將搜羅到的文物運回萊登的國立古物博物館（Antiquities Museum in Leiden），Insinger 在最後一趟回到荷蘭、並在不久之後病逝之前，人基本上都待在埃及，他在埃及一住就是40年。
可惡，有夠羨慕。
起初，Insinger 就跟所有來自歐洲的紈絝子弟一樣，閑著沒事就是四處觀光，甚至直接租了艘船屋當作住處，春夏氣候宜人，就待在開羅或亞歷山卓，只要天氣一冷，就立刻拔錨啟航，一路往尼羅河（Nile）上游慢慢溯去，各種尋幽訪勝。也正是因為如此，Insinger 很快便對當時還遍地都是的古埃及文物與遺跡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因緣際會結識了那時正在開羅周邊進行挖掘與研究的法國埃及學家馬斯佩羅（Gaston Camille Charles Maspero，中文譯名為筆者自行翻譯）、並在得到他的引薦之後，Insinger 正式從一個搭著船到處張望的觀光客，進化成了一個業餘的埃及學者。
儘管身為業餘埃及學者的 Insinger 在埃及學這個領域裏頭，並沒有什麼特別拿得出手的考古發現或研究，甚至就連他自己發起或是參與的考古挖掘計劃，也沒有幾個是成功的。雖然有點不好意思，但不得不說，這在那個隨便拎把鐵鍬、或甚至是湯匙往地上一杵，就能撈出一座陵寢或聚落的年代，也確實稱得上是某種成就。
不過，也正是憑藉著手上那幾封馬斯佩羅寫的推薦信，以及因此而獲得的各式許可，Insinger 幾乎能夠毫無阻礙地進出當時大部分的考古挖掘現場，近距離觀摩埃及學家的挖掘作業，甚至能夠直接上手那些剛剛出土的新鮮文物。後來，Insinger 也開始接受委託，時不時替英國、荷蘭或美國的博物館們，拍攝一些文物和挖掘現場的照片。
1886年，Insinger 甚至受邀出席了 Deir el-Bahri 皇室木乃伊的拆封（unwrapping）儀式。還在馬斯佩羅的特別允准下，成為了當時除了埃及考古文物局（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自己派去的攝影師之外，惟一能夠近距離拍攝拉美西斯二世、三世（Ramses II、III）被解開封印的人。
可惡，簡直羨慕到要哭出來。
此後數年，Insinger 主要便靠著持續提供海量的文物照片與文字紀錄、偶爾也批發幾具木乃伊給各地的博物館和歐洲那些閑得沒事幹錢又多到沒地方花的紈絝子弟辦開箱派對，迅速累積了不少財富。後來兩個女兒出生，船屋的空間不夠用，Insinger 便在路克索（Luxor）、尼羅河東岸河畔，圈了一塊地，蓋了一棟嚴格來說應該是城堡的私人別墅，過著富裕安逸的日子。
1895年，Insinger 聯絡了當時萊登國立古物博物館的館長威廉‧普利特（Willem Pleyte，中文譯名為筆者自行翻譯），說有一批自己收藏的古埃及文物想賣給博物館，除了鐫寫著銘文的陶片，其中最讓人驚艷的，便是這一卷讓後來所有埃及學家都逃脫不過卻又為之傾倒的《Insinger Papyrus》。
這卷莎草紙卷軸保存得非常完整，手稿上的墨跡與筆跡也都非常清晰，全長六公尺，通篇以通俗體（demotic）寫就。書寫形式有點像是語錄體，內容則多半是所謂的智慧箴言。
就靜思語。
只是通俗體讀起來真的是很麻煩。除了作者個人的書寫習慣之外，古埃及晚期的書寫系統、尤其是通俗體的書寫方式，早就已經不知道在楔形文字（cuneiform）跟古希臘字母裏頭浸泡了多少年，不僅字符變得更抽象、一大堆變體，讀的時候還得去考慮跟比對一大堆有的沒有的表音符號。
所以讀起來的速度真的跟我讀聖書體（也就是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的速度沒辦法比。
讀得慢就容易懶。就摘一段讀的時候覺得滿有意思的箴言來翻譯。
〈十七條箴言：不讓憂慮滋生、免於心煩意亂的指引〉
若一個人的心開始為它的擁有者感到憂慮，那麼同時也會為它的擁有者帶來疾病。
當憂慮升起時，心便會開始尋求死亡。
擁有智慧之人在遭受苦難時，眾神賜予的將是耐心與等待。
不敬眾神之人，終將因內心所受之打擊而死。
對於急切之人而言，短時間的不幸即是長久的不幸。
眾神是心懷奉獻之人在遭遇不幸時的支柱。
愚者即便在陷入困境時，亦不會求助於眾神，因為其並不是真正地虔敬眾神。
凡是能在苦難中堅持下去之人，其命運也將由此而生。
與眾神同在，便能在焦慮後帶來幸福。
不需要因為自己的脆弱而感到心痛。
脆弱之人終將變得強大。
不要因為生命中的不幸與絕望而尋求死亡。
眾神終將歸來且臻於圓滿，但死者不會。
創造並施行善之人，將安度至其晚年。
弱小之人無所嗔怨，其所食亦不為苦澀。
人之善，莫過於身處艱困之境時不心懷仇怨。
不需要為任何事情的耽擱或停滯而感到傷心。
失去的其實只是失去本身，而失去本身即是收穫。
光是這一小段，就能夠非常清楚地看出來，古埃及晚期受到影響的遠不止是書寫系統和字符，在更深刻的思想、宗教，甚至可以被稱為是哲學的層面上，也已經與從前新王國時（New Kingdom Period）那種言必稱拉（Ra）、稱荷魯斯（Horus）的狀態不太一樣了。
當然，對古埃及人來說、對無論是哪個時期的古埃及人來說，宗教與神祇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面向。每一個古埃及人，乃至於整個古埃及文明在逝去的那一瞬，都依然與眾神同在。
只是從托勒密王朝（Ptolemaic Dynasty）開始，希臘化（Hellenistic）文化和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地區的文化，便以比過往更快的速度滲入了古埃及固有的文化與社會之中。於是到了晚期王朝時期，那時候的古埃及人，在思考上已經逐漸產生了一點點的空間，或者甚至也可以說是一種餘裕，能夠意識到並且允許自己在某些時刻某些場合（像是踏出剛完成祭典的神廟，或是灌下大量啤酒的瞬間），將人視為一個獨立的概念，與神祇區分開來。
眾神由此變成了一個更為集體、也更為抽象的概念，後退到了思考的背景之中，而所有思緒的焦點，則更明確直觀地匯聚在了人的身上。
從這個時期開始，無論是民間故事、文學作品，或是各種官方留存的檔案文獻，都出現並且描繪了更多關於人自身究竟應當如何作為、應當如何生活，這種相對於眾神而言細小卻雋永的探問與思索。
或許從這個時期開始，人就已經慢慢出現並漸漸成形了，在古埃及人的思考之中。
不過從腦袋開始被天花板漏水一路澆灌，直到現在被滴到濕透的此刻，心中困惑依舊無法盡消。
畢竟以古埃及人的數學成就與造詣，怎麼會是《十七條箴言》？
明明怎麼算都是十八行。
蔣與弘
2024/10/31
夜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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